由盛洪和张宇燕主编的《天则论丛（1998）》近期已由中国财政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一本制度经济学出版物。由于这一经济学流派在基本哲学精神上与中国古典文化相通，所以它的作者们也往往从后者的角度出发，去分析和研究问题。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理论放在一起，能够克服由单一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偏见，从而能够去思考由于文化偏见的存在人们视而不见的问题。本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介绍：
现在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多地关注历史，因为他们发现，若想使自己的理论更有解释力，必须考虑他们理论的“前提的前提”，当林毅夫、蔡?和李周不断地将经济变量“内生化”时，他们已经将自己的视野从1978年推向更早的时期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写完解释中国的改革过渡过程的《中国的奇迹》和《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》以后，又在本论丛写了“国有企业产生的逻辑”的原因。类似地，要知道如何改革就必须更多地了解改革的对象。朱恒源和倪凡的“通向计划之路”对整个计划经济的产生作了尝试性的讨论。这是一个很值得赞赏的研究取向。
同样道理，尽管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有其个人因素，但我们更想知道在个人因素背后的历史逻辑。张宇燕和何帆的“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”，就是一篇试图用财政因素解释改革起因的论文。市场化所创造出来的惊人奇迹，不仅是由于市场能够直接导致效率的提高，还在于市场本身又是创造新制度的过程，这一点由唐寿宁的“市场的立宪功能”作了突破性的阐述。市场的这种性质，使得市场经济本身有着多元化的特征，从而崔之元有关南街的讨论就变得不那么离奇了。茅于轼的“等价关系———经济制度学的隐含前提”则告诉我们什么是市场制度中不变的东西。汪丁丁继续着他的知识经济学的探索，论丛收集了他有创见性的论文：“知识：互补性与本土性”：盛洪则从西方文明的外部特征和内部性质的研究推进，写出了“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，这是一篇以讨论“主义”为名实则研究“问题”的文章，为我们理解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假说。柯荣柱的“棉纱生产中的户际分工和交易”似乎在回答上一个世纪提出的问题：为什么在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下，中国的土布能长期抵抗洋布的入侵的制度性原因。谈到家庭，张曙光又写了一篇“家庭制度和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”，来讨论这个最古老、又最有生命力的人类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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